人的一生這麼長,有些地方是從此別過再也不見,有些土地卻是幾經流轉又踏上了,有了第二次認識它的機會。城中便是如此。今年第一次自己選擇辦公處,再三比較,最後落腳重慶南路一段與衡陽路交叉口的共享空間。說來很巧,約五、六年前一份舊職,就在距離不到 100 公尺的大樓裡。闊別數年,街景依舊,人的際遇倒是又添風霜。
現在工作的處所,以前是大名鼎鼎的金石堂城中店。金石堂 1984 年租下此處,成為全台第一間分店,開啟往後連鎖經營的模式。任舊職時,有時下了班就到金石堂看書買書,還曾到三樓的空間參加新書講座。那時當然沒想到,自己參與的,是這座書店生涯的尾聲。
對金石堂的回憶還沒淡,這棟建築已然改頭換面,成為外商營運的共享空間,匯聚許多不同國籍的新創團隊或自由工作者,耳邊縈繞英語、韓語、日語皆有之。幸而營運方保留了建築裡外原貌,工作累了一抬頭,仍是原汁原味的木造樑柱。
工作日我搭車到西門站,沿著衡陽路信步過來。只要不埋首手機,留心兩旁不同凡響的日式古建築,便略知此處不同凡響。共享空間廁所貼著字條說明這是一棟百年建築,提醒大家不要將垃圾丟進馬桶。勾起我的好奇心,查了許多資料,原來衡陽路是日本時代的「榮町」,是當年台北城最繁華的街道之一,還有「台北銀座」的美稱。
這棟建築其實是將衡陽路 17 號與重慶南路一段 119 號兩棟相鄰建築打通而成。在日本時代,前者是位於榮町的「西尾商店」,後者則是位於本町的「福田商會」。西尾商店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攝影器材專賣店,帶起攝影風氣。恍然大悟,原來這是城中攝影器材店林立之濫觴。
如果有機會經過,很衷心建議好好環視衡陽路與重慶南路的十字路口。不僅金石堂城中店是罕見的「唐破風」建築,其他三街角也是仿巴洛克的歷史建築,各有來頭。我偶爾光顧的星巴克重慶門市,前身竟是 1899 年日本商人經營的「辻利茶舖」,騎樓白色拱門設計與對街遙相呼應。
最令我訝異的,則是衡陽路 18 號「東方大樓」。現此時一樓是日本藥妝店,臨時買些什物相當方便,但若從對街角略微抬頭,建築窗上還有著大名鼎鼎「東方出版社」字樣。一時之間,全套黃色書皮、略寫實又帶漫畫感彩色封面的《亞森羅蘋》從記憶深處湧現。
東方大樓與書的淵源可回溯至日治時期,日人在此創立「新高堂書店」兼營出版業務,也是當時全台最大的書店。戰後日人返台,才由台人接手進駐成立了東方出版社。如今出版社已搬遷,當年啃讀《亞森羅蘋》的我,二十餘年後迂迴曲折地來到出版原址,「緣分」二字聽來俗氣,卻也找不到更恰當的點評。
僅是一個十字路口,便有說不完的故事。遑論信步來回公車站牌的路程間,還有多少驚喜與發現。為什麼過去在此處任舊職時,從來沒有留心過這些街屋建築呢?也許是人也得多些皺紋,才有耐心細數街區的年輪吧。
本文刊載於〈城市學〉專欄,出處:《文化快遞》9 月號 no.257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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